就关于毛泽东历史评价的三大学生学术讲座答法

2019-10-16 作者:军事国防   |   浏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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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早上走进清华园甲所第二会议室,为清华大学国学管理研究生课程班讲座一天,谈曾国藩的文武事功与成功之道,听众的兴致颇浓,课程的管理者也在陪听始终。原计划上午与下午各讲一场,不意听众与管理者要求晚上再加一场,为不让彼等扫兴,只好遵命。虽然我是带着医嘱与三种药物而来的,但毕竟还没有学会谢绝他人(CCTV“百家讲坛”的邀请除外),一天之内讲完近9个小时,回到家里就感觉很累,毕竟已不比20多年前某日为家乡益阳的电视大学授课时连讲授提纲都忘了带却能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3小时都能坚持的时候了。

  主持4月8日晚上昌平校区C段阶三的讲座之后,已经有点疲倦,没有赶上回城的校车与345公交车,就留在昌平,翻开随身携带的专业资料,原以为可以抓紧把授课之余的时间集中起来,静心地为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赶写论文了,本月15日就要交稿,还没写一个字,却连续接到不少评论讲座的短信、电话与网上留言,还有数位学生把法大BBS上的火爆争论源源不断地转入电子信箱。看到其中那些怀疑组织者的讲座动机和随意攻击主讲三博士的帖子,感慨良多。如果他们只是伤害我个人,那倒不要紧,我已经在法大见过世面,不止一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了。纠缠于《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考分的少数学生至今还在迁怒于曾经千方百计从整体上照顾过学生考分的我(只是我和课程组教师都谢绝个体要分),还常在网上放冷枪,我还得感谢学校给我这个课程负责人的任务,才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一届又一届日新月异的学生——国家未来的法治中坚,我一直在修炼自己的职业宽容与耐心。这次却是部分学生将重点对准由我出面邀请的三位年轻博士,一种受伤的感觉再袭心田,初春的凉意原来也像寒风刺骨。虽然正如许多学生宽慰时所说,这样的学生并不代表绝大多数法大学子的态度与水准,但也不能无视肆意攻击教师之风的嚣张,我至少应当对受我之邀的三位青年教师负责,不能缄默。

  下午有个细节倒是让我有些震惊,也让我有些忧虑。当我讲到我的湖南同乡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荒谬,对他的相关言行进行理性批判时,有位自称1990年从清华的工科本科毕业、在美国高校还教过书的中年女士打断我的话,以生气的口吻说:“我不赞同你这样说毛主席,毛主席是我最崇拜的人,他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让中国人有面子,让人民对他感恩,至今为止,很多民众都没有忘记他,都把他当神崇拜他,可见他有多伟大!你不知道有多少下层民众至今还感激他。”我说:我知道有很多民众像你一样感激他,崇拜他,但究竟占多少比重,还需要通过调查与统计,进行量化,我看未必就占多数;她和民众崇拜毛泽东,并不能说明与毛泽东真的那么伟大,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请她针对我的论据质疑,提出新的论据,而不是拿我的论点表态。她两次毫不客气地强调说:“你虽然从小背了很多毛主席的语录,你并没有读懂,没有领会其中的实质,才会这样。”我则以请教的语气轻声地笑着设问:“你能不能先拿出证据来,指出我在哪个方面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语录?我会很感谢。”她不正面回答,却把话扯开,总有话说。她让我开了眼界,原来还有这样的留学归来者,我继续耐心地回应她: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别人起家,还是靠勤俭持家,毛泽东所分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家产的区别,还有哪些所谓阶级的实质性的不同,毛泽东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是不是就可以让劳苦大众挨饿,甚至饿死,还饿死数千万?有人说在他统领中国27年内,被饿死、整死和自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该怎么看?她说:“那都是海外的民运分子说出来的,我们很多留学生都不信。”我说:“这与民运分子毫无关系,那你觉得究竟死了多少?如果死得不多,为什么官方还不允许研究?”她又把话扯开,说民运分子如何如何坏,内部如何勾心斗角,再三强调毛的贡献,就是回避论据,我说,我与你说的民运分子毫无关系,民运分子是否勾心斗角与你我讨论的问题也毫无关系;至于对毛泽东与所有历史人物乃至现实人物的评价,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哪怕是61年来的历史,还有很多重大问题讳莫如深,还没有把一些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只搞选择性的真实,还不许学者研究,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底气不足,反而更加容易引起猜疑。她说:反正我不赞同你的观点,毛主席就是伟大,他领导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争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了不起。我就提醒她:“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我们就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常住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我说的不一定对,欢迎继续批评,但需要论据。”

  深思再三,那就搁下案头的专业资料,想对那些误把讲座现场当吵架菜场还不够,还要借助于网络的便捷伤害师长的部分法大学子提出如下三点忠告:

  彼此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她一直以生气的口吻,我则耐心地回答她,算是很有绅士风度了,如果对方是男士,或者是法大本校的学生,也许我会以师长的口气提醒对方,请注意说话的方式与讨论问题的有效性,还要学会尊重职业历史学教授的存在,尽量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轻易否定别人。

  

  最后,我还真诚地感谢她,是她让我知道,在留学生中,还有她这样对毛泽东如此庇护和一味崇拜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尽管我敢断定,像她这样的留美归来者不可能有什么代表性,只具有个案与典型的价值。在此之前,我也见过不少留学海外的工科出身者,在我的本科弟子中,还有留美之后改学商务、电子、机械等专业与行业的,我在国外也接触过不少各科留学生乃至终身教职的定居者,却没有见过像她这样依旧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激情澎湃者。我也诚恳地邀请她:我已计划在我们法大的昌平校区约集具有多学科背景尤其是喜欢阅读与思考的三位青年博士(除了我的弟子——历史所的邓文初副教授,还有马克思主义学院解启扬副教授和胡尚元副教授)同台,用多种声音与本科学生展开真诚的对话,就谈毛泽东的事功真相与评价方法,各抒己见,主讲者之间也可以互相争辩,我争取到场担任主持人,欢迎她去参与对话和质疑。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我想把这样的对话真诚地献给昌平校区的本科学子们。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尽快打破基于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与思想洗脑所造成的毛泽东神话,如果不对毛泽东这样至今影响现实甚深的历史人物获得一个基于史料与逻辑的理性认识,那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与学术创新,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云云,就无从谈起。

  第一、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来陪伴你的大学四年?

  我自量平庸,此生做不了别的,如何让更多的学生用自己的眼睛阅读资料与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尽快变得聪明起来,让外人真正瞧得起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从教28年来所守候的的一个坚定信念,个人得失在所不计。遥想当年梁任公在与乃师南海先生作对,向孔孟之道发起挑战时,公开宣称:“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梁任公的学养与才情绝非平庸浅陋如世佑者流可以望其项背,然而,梁任公的这份胆量在我的身上倒是存在的。向权力说真话,在西方国家就如家常便饭,平淡无奇;但在我们可爱的祖国,与其说是胆量,还不如说就是责任和操守。

  

  晚餐时,我有幸与这位女士同桌,大家还在提到讲堂上她与我之间的那个争论。我笑着对她说:“真的感谢你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活跃讲堂气氛,让我知道还有你这样的海归者,也有助于我做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思考与回答,不过,你说话时有些生气,这没有必要,我却始终在耐心地陪伴你讨论,我没有生气,但你真的很坚定,我连这一点都丝毫不能影响你,哈哈。”听我这么一说,她表示歉意,我却坚持说“谢”,这不是假话。只可惜她说有事,没有出席晚上的讲座,不能与我继续讨论,让我晚上的单元变成“单口相声”,其实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我把内容稍作临时调整,颇有针对性地就评判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标准、方法论等问题作比较系统的阐述,亮出我的底牌,比较系统地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讲完之后,在场听众都感到更有收获,包括讲座的组织者小张老师。有一位还说,今晚幸亏延长了,他的思路更加清晰了。不管他们是在说客套话,还是真话,对我来说其实都并不重要,我最想知道的只有一个问题,虽然我的家庭并不像某位家长(中组部一位干部)所盲目估计的:“郭教授的家庭肯定在毛主席的时代受到过迫害”,但究竟有多少有知识有文凭者不是出于家庭利益、党派利益与个人好恶来臧否毛泽东先生的。

  本次讲座是《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作为本课程的系列讲座之一,委托商学院学生会与准律师协会承办的。我作为课程组负责人,就在讲座的开场白中通报过敝人代表课程组发起和组织这次讲座的三点理由:

  东道主派车送回牡丹园寓所,已经不早了,我带着疲惫,一边接应电话,与国际法学院学生协商近期在昌平回应一个讲座之约,就谈法科学生还并不熟悉的近代政治与外交的重要人物伍廷芳,拟题为《法学素养与国家建树——近代中国留洋学法第一人伍廷芳的智慧与人格魅力》,给他们补课,一边仍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一个留美归来者都是如此无视论据,只缠论点,只顾个人感受,还自信得很,那么,我们该怎样去说服那些至今把毛泽东当神供奉的普通百姓,怎样引导他们除了高歌《东方红》,更要引吭齐颂《国际歌》,说服他们朝前看呢?

  第一点理由,它由大学的使命所决定。大学是求真的职业场所,大学的所有活动都应该以培养学生为中心,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练出一身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本领,以便将来体面地走向社会,报效国家,尽量用独立的人格与过硬的能力为双翼,做一个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大学不是中学的继续教育学院,不是锻造只会背教材、背定论的考试机器,没有义务把中学的应试教育那一套延续下去。

  只顾忙讲座,忙没完没了的思考与答问,却把家母忘了。作为独子,几天没给远在家乡益阳的孤苦娘亲通话了,原本约好今天要拨的。娘亲把我拉扯大,把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吃过很多苦头,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依然不愿离开益阳小城,杭州的山水也罢,北京的权力也罢,她都毫无兴趣,顶多来看一次就完事,还吵着回老家,还不知她已睡了没有。

  第二点理由,它由大学生的使命所决定。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教育并不发达,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的培养质量还在滑坡,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培养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还不太容易,我们的校名还与国家的名字联在一起,法大的学生就更应当主动地承担将来引领社会,开启民智的责任,但你在开启民智之前,就得先把自己的智慧开出一点来,多接受不同学科的学术熏陶,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尽量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前人的经验转化成智慧,使自己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如果你还像中学生一样,只满足于一种声音,一种定论,顶多只是一只优秀的鹦鹉。如果你再去引导百姓当鹦鹉,哪怕是能够整齐地唱出同一首歌,也不可能是生动的和悦耳的,更不用说能为“创新大国”提交出你的什么贡献。

  内疚归内疚,收获归收获。此次清华之行让我获得一个新的发现——只讲论点,不讲论据的人,就是不讲道理的人,就无异于古人所称的“妄人”。至于他们识了多少字,留学过什么国家,都与此无关。

  第三点理由,它由讲座主题的重要性所决定。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像毛泽东那样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对今天的大学生也是这样。再说,对毛泽东的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还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今天的大学生中也是这样。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影响力还大大地超过孔子,他是绕不过的历史人物。如果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师生互动,开展冷静的切磋和探讨,那是非常必要的,不难事半功倍。

  

  至于我为什么要约请三位年轻的博士来给同学们谈毛泽东,当时我也说了三个理由:

   2010年3月19日晚于北京牡丹园

  1、在关于毛泽东的问题上,请其他教师来讲,总比我一人搞“单口相声”要好。另外,请三个教师同台讨论讲,也比只请一个教师要好,可以尽量避免一言堂,避免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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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胡尚元老师、解启扬老师与邓文初老师,三位年轻的博士,分别来自中央党校的党史专业、人民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和浙江大学的近代史专业,不仅都来自名校,而且还出身于不同的学科与专业,他们可以提供三种不同的视角与资料信息,让全体在场同学认真参考。而且据我了解,三位年轻教师都是喜欢读书和独立思考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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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尽管我在史学界也许永远都是“青年学者”,在历史研究的某些学术研讨会上,前辈们指令我发言时,至今都是把我作为“青年学者代表”,但在这三位年轻教师面前,我就算是“老教师”了,除了邓文初老师是我的学生外,其他两位平时对我也挺客气,挺尊重,那么,我们做“老教师”的,就有培养和锻炼新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要尽快把他们推出来,做他们的人梯,让他们迅速成为法大教学与研究主体中的中坚力量。法大学子下次投票评选“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时,我建议多注意他们,至少要把投给我的票转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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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上述要点,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据说还有录音资料保留着。请问网上发难的同学,对于我的现场表达,你们认真听了吗?对我筹办这次讲座的动机,还有什么好怀疑和挑剔的呢?

  恕我直言,我不是不知道我校网络语言的暴力倾向与校风的浮躁,不是没有预计到某些愤青似的学生可能会对这样的讲座发生激烈的争议甚至刁难,但是,如果我不是法大的教师,不是兼着校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的负责人等名目,特别是如果不是为了关爱你们去凭借良心多尽一点为师之责,想通过更多的理性思维与声音,帮助你们尽快打破党治的强势灌输与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所共建的板块——极性思维和选择性真实之下的价值体系,就不会迎难而上,至少就不会想着要挤时间给你们举办这样的讲座,还牵动三位年轻教师来支持我。如果我想“出名”,那就没有必要离开杭州与浙大的主流学科,离开由我主持的浙大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点,不顾浙大的学子、同事、校领导乃至省领导的深情挽留,自择法学帝国主义校园的边缘化,跑到昌平来“出名”,至少不会谢绝CCTV “百家讲坛”的多次邀请;如果我想“图利”,那就应该一切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必谢绝一些党政机关、企业、律协、文化公司的有偿讲座与庆典之邀,而且出价并不低,却跑到昌平,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免费讲座邀请与校外的某些公益性讲座。虽然我把自己定的校内讲座指标是两年一次,旨在让法学教授多说话,自己多读书,少说话,少 “出风头”,实则不忍严拒学生的再三之请,每年都不止一次,每次都为反复商定时间、场地等事费神费力,讲座之前与之后还要答疑或答谢学生。如果我想随大流,把学术研究当作自留地,下课铃声一响就可以不管学生了,我也可以埋头于书斋,闭门著述,也不必根据学生的要求,走进人人网,经常与学生对话,几乎有问必答,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一再延期,还推掉某些重要的约稿。如果我想爱惜身体,那就应该好好休息,不必在这十天之内还不顾医嘱与家嘱,除了带病上课,还带病讲座或主持讲座,奔波于两个校区之间,4月1日在昌平给国际法学院讲座之后,8日又来昌平,主持关于毛泽东的讲座,还不包括7日下午给学校组织的内蒙古司法系统培训班讲座。其他三位教师其实也是授课繁忙,还有自己的著述任务,而给学生讲座却是连教学工作量都不算的。

  孩子们,你们能不能说点别的?

  本来不想谈这些,完全是你们逼出来的。此生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当过什么“优秀教师”,也不知道数十年来我们国家更换频繁的“主旋律”同教师的职业之间究竟有何实质性的关联,只想尽点职责做点事情而已,我既不需要表扬,也不需要误解。我想问问这些稚嫩的网络战士与孩子们,你们攻击教师讲座动机的依据与目的究竟是什么?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来陪伴你们的大学四年?既然你们对教师的善意是如此横蛮无理,仅凭自己的主观好恶与想象力,还那么强势和肆无忌惮,那么,请你注意,牺牲个人的利益去关爱你们的教师就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你们还有资格去抱怨和指责如今的教授不关心学生吗?

  我还想提醒这样的学生,现在毕竟不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时代了,年纪轻轻,何必带着阴暗的心态,总喜欢把好事往坏的方面去想,善恶不分呢?如果你不能善解人意,将来怎能为劳苦大众代言,替他们撑起一片蓝天?如果你是法科学生,谁能指望你为维护程序的公正与实质的正义而为法大争光呢?

  至于所谓三位教师都在“否定”毛泽东,好像就是“一个声音”,你们就开始用结果来推导过程,还以为这就是我事先策划的结果,其实,你们错了,我并没有什么与学术无关的预谋。我一直想找一个既能秉持学理,言之有物,又能与三位博士唱“对台戏”的学者来,可惜我的师友圈还比较单一,一时还找不出那样的高手。我诚心邀请过清华那个研讨班上像红卫兵一样责难我的讲座的留美女士,她却没来。为了办好这次讲座,我能做的就是:一、把清华讲座札记《震惊与忧虑》放在校内日志,供同学们预先讨论;二、把清华讲座札记发给海内外相关师友,征求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再把他们反馈的49份意见原原本本地转录在校内日志,供你们参考。三、讲座之前,我还一再提示三位年轻的博士,切忌一种声音,一个论点,在他们之间还要互相切磋,甚至互相争辩,否则就会失去三人同场的意义。

  只要不是以你的个人好恶来衡量一切,就不难发现,三位博士大致也是这样做的。谈到某些具体问题,或涉及某些资料时,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互相把话打断和互相商榷的时候,我有几次也在插话中简要地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以便引导现场同学一起作进一步思考。况且,他们都没有从整体上谈毛泽东,没有从整体上评论毛泽东,这应该说是本次讲座的不足之一,却也谈不上“绝对否定”之一说。

  另外,如果三位不同学科的年轻教师从不同的专业与视角出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表述,在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对某些社会大众与大学生至今还供奉着的中国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真的得出某些大致趋同的结论,难道就不能对你们的板块思维撞开一点裂缝,引发你们的重新思考,就只能引发你们原教旨主义似的抵制和网络暴力吗?

  勿庸讳言,任何讲座都并非无懈可击,年轻的教师需要总结,需要进一步提升,何况还在讲座之前,有的校外学者就已对我们这样的讲座形式与内容很感兴趣,邀请我们到校外讲座,包括北京西单的著名书店“三味书屋”。讲座刚结束,有位年轻博士送我离校时,我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讲座中的某些论点实有偏颇之处。还有,正如有的同学在网上指出的,三博士的主讲对评价方法问题谈得不够。今天下午,我们还在继续讨论讲座中说得不够充分的地方,特别是评价方法的部分,这也是我在讲座结束时即兴补充的部分,试图悄悄地来一点补救,只是当时我没有张扬,没有明说而已,因为我只想重点突出三位年轻的博士,不要喧宾夺主,这是作为“长者”的一种表达方式与技巧,正如有的学生已经注意到的,我作为主持人的最后发言已经在为三博士的讲座作补充,也可以看作讲座的一部分。

  讲座也罢,论著也罢,重要的并不是它们提供了哪些你最喜欢的论点,而是提供了多少你不知道的资料与论据(可靠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还有相关学术信息与研究方法。如果人家讲的你都知道,甚至你完全同意,那你还有必要来听吗?任何教师都并不需要把自己的论点强加给你们,却有责任提供可靠的资料、学术信息与研究方法,引导你们去独立思考,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也是衡量教师讲授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你们喜欢搞价值评判,教师就应当淡化价值评判,先把事实搞清楚,然后说清楚。如果把事实搞清楚了,你怎么去评价一个人物,其实就并不那么重要了。在我看来,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心态比学力更重要,还有,做人也比做学问、做事更重要。如果在重点大学待完4年,你还那么坚守中学应试课本与中国特色的宣传机器所提供的某些定论,还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你自己不独立思考,还不懂得欣赏甚至不准教师去独立思考,那只能是你的失败,而不是成功。姑且不说毕业之后你将怎样向社会展示你的学养、善心、能力与境界,何以成为具有创新资质的法大人,你将怎样同寝室、班级与社团同学乃至你的恋人商讨问题,怎么和睦相处,恐怕都是问题了。

  

  第二、请不要把辩论赛的功利目的与抢白之风带进讲座现场,更不要张扬在讲座之后。

  

  法大以法学为主体,肩负着国家赋予的培养法学研究与法治实务人才的双重使命,法律人需要具备出庭雄辩的技巧与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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